曾忠祿談分享經濟成果

澳門經濟亮麗，增長幅度很大，但是居民的收入幅度卻長期徘徊在一萬元左右，因而，人均生產總值與人均收入中位數的差距現在越拉越大。對於這種情況，行政長官只能呼籲有能力的公司企業給僱員加工資而已。 對此，澳門理工學院教授曾忠祿認為，僱員勞動報酬偏低問題，政府可以通過每年補貼的方式，即採用派錢這種比較直接的方式來縮小第一次分配時勞動報酬偏低的問題，以彌補一部分的不足。他表示，對於派錢﹐社會上有不同看法。派同樣的七千元，雖然對於高收入人士的作用很小，但對於年收入十萬元或八萬元的人來說，所佔的比重不小，給他們帶來的邊際效益就較大。因此這個方法能夠直接幫助弱勢群體，政府通過這種調節，縮小了第一次分配勞動報酬偏低的差距。對弱勢群體的幫助大，這是派錢最重要的優點。 此外，政府在有能力的情況下，讓居民有更多的錢，比政府用這些錢的效益更高。因為居民用錢能用在有需要的方面，而政府用錢可能照顧不到所有人的需要。就算是居民將獲發的錢去旅遊或增加其他消費，這也是正常的，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質量。如果有此需要，就算是沒有派錢，而是增加了工資，一樣也會去消費的。 他指出，儘管這個方式有缺點或不能完全讓人滿意的地方，但總的來說，這是比較有效率的、可行的、實用的方式。 至於是否像有些人建議的，將分享現金的方式轉成一種制度，曾忠祿認為，以前派錢都是臨時性的，如針對通脹或解決某個問題，如果能作為更長遠的制度安排，那就更好。他說，派錢方式大的方向沒有錯，但具體的操作或制度安排方面，還有改進的地方。 如果能夠從第一次分配就提升僱員的薪酬，縮小人均生產總值與人均收入中位數的差距，讓僱員直接可以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那是最好的。對於政府在第一次分配時是否有有效措施做到這樣，曾忠祿認為，政府只能對其僱員即公務員提高薪酬來解決，但是對私營企業，政府只可以鼓勵，可以通過制定最低工資法來解決。而行政長官的呼籲也是一種方法，儘管企業不一定響應，但可以讓企業知道政府的想法，整個社會的想法。而長遠來說，可以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來決定工資的水平。 他說，最低工資立法，像現在公共部門的外判保安和清潔服務那樣，但解決的只是最低工資那個階層，不一定能提升整體勞動報酬的比重。比較成熟的方法，應該是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來決定薪酬的水平。但是就澳門來說，可能要花較長的時間才能做到，因為這涉及整個社會居民的素質。不過，從長遠來看，集體談判是個方向，西方發達國家都是通過這種方式來決定薪酬水平的。 曾忠祿總的看法是，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和控制外地雇員數量對提升勞動報酬的比重有一些影響，但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因為過高的工資標準或過緊地控制外地雇員的數量可能會影響有關產業的競爭力。而集體談判薪酬的方式要得到勞動者和投資者雙方的認可﹐需要較長時間的培育和磨合過程，因此在目前的情況下，全民分紅可能是更好的選擇。全民分紅是政府通過二次分配的手段調整初次分配中缺陷的一個立竿見影的方法。政府從初次分配中拿到的高比重收入使政府有能力實施這種安排。另外從投資理財的角度看，將更多的經濟成果轉移到居民手里也是合理的，因為由居民自己來投資理財的效率比由政府來替大家投資理財的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