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澳門居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前言

澳門回歸以來，經濟發展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本地生產總值（GDP）大幅提高，但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與世界其他國家比較仍處於比較低的位置。這種情況從回歸時就存在，回歸後一直沒有得到改善，並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人均生產總值與人均收入中位數的差距現在越拉越大。因此，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沒有使居民的滿意度同步提高。 如何讓澳門居民更多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社會上有很多討論。對於全民分紅，社會意見分歧；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和控制外地雇員數量受到政府的拖延和“冷處理”；集體談判薪酬的方式更被視為洪水猛獸。本專題邀請澳門理工學院教授曾忠祿和工聯總會副理事長李靜儀就有關問題談了看法，也希望引起社會的討論。  

曾忠祿有關澳門勞動報酬問題研究 澳門理工學院教授曾忠祿長期關注澳門的經濟發展及其成果的分配，以及社會問題等，他在《效率與公平：澳門勞動報酬問題研究》（見《2011澳門藍皮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11年4月第一版）一文中對於澳門勞動報酬偏低的問題作了研究﹐並提出建議。 他在研究論文中表示，澳門回歸以來，經濟發展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顯示的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但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與世界其他國家比較仍處於比較低的位置。這種情況從回歸時就存在，回歸後一直沒有得到改善，並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他認為，解決澳門勞動報酬偏低的問題有助於澳門居民更多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增加社會公平和社會和諧。 他指出，效率與公平，是現代社會的兩難問題，同時又是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政府更必須應對的問題。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核心問題。效率主要指經濟層面以最小投入獲得最大產出，關注的重點是創造財富，把“蛋糕”做大。而公平關注的重點則是財富的分配，關注分配的合理性。 他說，澳門自回歸以來，在效率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99年澳門的GDP規模僅470多億澳門元，2009年已達到近1700億澳門元，是1999年的3．6倍，年均復合增長高達14％。經濟的高速增長使澳門人均GDP迅速提高。1999年澳門人均GDP僅為13830美元，到2009年，澳門的人均GDP已達38891美元。根據聯合國統計處的資料，2008年澳門已成為亞洲人均GDP最高的地區（國家）。從人均GDP看，澳門早已進人了發達經濟體的行列。 但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沒有使居民的滿意度同步提高。他引述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多次公佈的“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調查”結果，顯示澳門居民的整體生活滿意度並不高，“澳門整體經濟雖然表現突出，但為數不少的市民仍未能真正獲益”。澳門過去幾年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出現“五一遊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澳門居民對整體生活不滿意的表達。 曾忠祿認為，導致澳門居民生活滿意度不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與經濟成長之後的分配不均衡有關。過去1 1年來，澳門的經濟“蛋糕”做大了。但在“蛋糕”的分配方面，居民得到的份額偏低。也就是說，澳門在經濟效率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在社會公平方面還有較大的改進空間。 他指出，考察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公平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經濟成果的分配情況。要看經濟成果的分配情況一個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一看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GDP）中所占的比重。從國民收入的角度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GDP由三大塊構成：雇員報酬、資本報酬和政府稅收。如果把每年的GDP規模視為居民每年創造的財富規模，GDP增長速度代表財富創造的速度，那麼雇員報酬、資本報酬和政府稅收這三大塊在GDP中的比重則代表財富的分配情況。在總比重不變的情況下，三大塊中任何一塊過高或者過低，都會影響其他兩塊能分配的份額。根據這三者的比重，可以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者、投資者和政府從總經濟成果中分享的利益大小以及社會的公平程度。 曾忠祿的研究將澳門的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分別以在全球範圍、與同樣是微型經濟體的盧森堡、與澳門本身過去的數據，以及勞動效率與勞動報酬等不同方式作了比較。 從全球範圍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一般在40％～60％。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勞動報酬一般占60％左右；拉丁美洲、中東和北非都在40％左右。內地學者根據聯合國的資料，整理了122個國家1960～2005年45年間平均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將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24個國家的數據列表。其中，45年的平均水準，最高的為美國，勞動報酬比重為58％，最低的為泰國，為25％；內地倒數第三，為33％。而澳門的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2008年僅為28．8％，僅僅高於泰國，低於其他23個國家。他表示，泰國的勞動報酬比重低，是因為泰國是農業為主的國家，從事農業生產的自雇勞動者的比重比較大。泰國如果沒有將資本報酬高估，其勞動報酬的比重也許會高過澳門。 他還將同樣是微型經濟體的盧森堡與澳門作了比較。因為盧森堡同澳門有很多相似之處，盧森堡的人口比較少，就業人口中外地雇員占的比重比較大，人均GDP也比較高。盧森堡的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為44％～47％，勞動報酬的比重都高於經營盈餘（資本報酬）的比重。與同樣是微型經濟體的盧森堡比，澳門的勞動報酬比重都偏低。他指出，澳門勞動報酬的低比重﹐與澳門亞洲第一的人均GDP地位不相稱。 他同時將澳門過去勞動報酬所占比重的歷史數據進行比較，發現從1999年澳門回歸這一年到2008年，澳門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隨著經濟增長而呈下降趨勢。1999年，澳門GDP中勞動報酬所占的比重為37．7％，2008年僅為28．8％。10年間下降了9個百分點。與澳門具有可比性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候，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為47.4％，而到2008年則為49．7％，顯示香港的勞動報酬占的比重在平穩的基礎上略有上升。 在勞動效率與勞動報酬方面。他說，一般而言，勞動報酬的高低由勞動生產率的水準決定，因此勞動報酬的增長通常都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同步。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數據都顯示了這種趨勢。如果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高於勞動報酬的增長速度，就意味著資本侵佔了勞動的利益；如果勞動報酬增長的速度高於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則意味著勞動侵佔了資本的利益。而顯示勞動生產率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是人均GDP；人均GDP越高說明勞動生產率越高。澳門的人均GDP從1999年到2008年年均按12．7％的速度增長，但同期澳門人均工資中位數年均增長僅為5．8％。澳門的工資中位數增長率大幅低於人均GDP的增長水準。這顯示，澳門勞動報酬沒有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同步增長，這是長期以來的問題。 曾忠祿以不同方式的比較，都顯示澳門的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偏低，並且從回歸以來呈進一步下降的趨勢。他對導致這種情況作了分析，發現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他認為，導致澳門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的稅收的影響。澳門特區政府的稅收占GDP的比重比其他國家或地區都高，這主要是博彩稅高所致。由於GDP分配中，政府的稅收拿走了比較大的一塊，這使勞動和資本可以分配的份額降低。 而影響澳門勞動報酬偏低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部分產業的資本報酬比較高。排除政府稅收的影響之後，澳門的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比鄰近的新加坡低10個百分點，比香港低13個百分點，比中國臺灣低近20個百分點，比日本低35個百分點，與歐洲的盧森堡相比低14個百分點。所比較的那些國家或地區，除新加坡外，所有的勞動報酬所占GDP的比重都超過資本報酬所占的比重。新加坡雖然資本報酬超過勞動報酬，但超過的比重不到2個百分點。 影響澳門勞動報酬偏低的第三個原因是外勞的影響。勞動報酬比重偏低的行業，大都是外地僱員比重比較大的行業，具體包括建築業、不動產業務、租賃及企業服務、個人服務等：由於外地雇員的人工相對比較便宜，因此壓低了澳門勞動報酬的總體比重。 曾忠祿根據上面的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肯定澳門的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屬於比較低的。導致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稅收占的比重比較大（主要由於博彩產業的緣故），另一方面是部分行業資本報酬占的比重高。而資本報酬占的比重高，部分原因是外地雇員比重高。 他指出，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直接關系社會公平和社會和諧問題，因此是世界各國政府都十分關注的問題。最近幾年來，內地的GDP中勞動報酬的比重偏低問題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關注。因此，勞動報酬的比重比澳門高很多的內地尚如此關注勞動報酬比重問題，澳門更應該關注該問題。 他在研究論文中表示，澳門的勞動報酬比重過低的問題，從回歸以前就存在，回歸以後一直沒有得到調整。如果說澳門回歸後的前lO年特區政府的注意力重在經濟效率，重在如何以盡可能小的成本創造盡可能大的財富，那麼，在回歸進入第二個10年的今天，特區政府理所當然應該花更多的精力關注公平，即保證財富的分配更加合理，讓居民更多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他認為，考慮到澳門同其他地方的差距，以及政府從高比重的稅收得到的財政收入，政府還可以採取更多、更積極的措施。政府可以選擇的政策工具包括制定最低工資標準、適當控制外地雇員的數量、鼓勵勞工集體談判薪酬水準，以及每年根據財政盈餘情況給居民分紅。 曾忠祿教授論文中的數據至2008年﹐我們將工聯總會整理的至2010年(2011年的數據還沒有公佈)有關澳門收入中位數與人均GDP的數據列表於下﹐供讀者們分析澳門近年居民收入中位數與人均GDP的變化情況﹐尋找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