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與家庭教養

為回應愈見嚴重的少子化問題，各地政府紛紛提出家庭友善政策，以鄰近香港為例，有所謂催生11招，其中包括財政支援、減稅等(詳見香港媒體2023/10/25報導)，香港政府期望透過加大資源投放能提升持續低迷的生出生率。

這種從資源角度，特別是金錢投放作為提升生育率的有效手段，實屬舊時代產物。事實上，多個發達國家早在20年前，已有實例證明此種政策收效甚微。唯獨擴張學前兒童課托服務，則是近十年不少亞洲國家不斷大力倡導的策略 (有興趣者可找尋日韓及新加坡相關資料)。但近年學界的研究發現已對成效提出質疑，並指出長遠而言，不一定收到預期效果，更可能導致另外一些更嚴峻的問題：

學前幼托在政府大力支持下，相應市場得到更好的發展空間，不少更會打著知名教育理論為招徠提升價格，變相加劇階級再製(有資源選最好，沒資源就留於家中隔代教養)。結果導致家長能少管便少管，把責任外推，進一步削弱家長對子女照顧的角色(你也很難責怪家長，因為他們自身的休息時間也不足)。

最嚴重者是部份兒童由幼兒到童年成長階段，本已稀少的童年自由時間因為被送到「代理機構」進一步被壓榨。待他/她長大後，自然不想自己下一代經歷同樣的痛苦，結果便成為「我們是最後一代」想法的泉源，至於是那個地方的人有這樣消極的想法，筆者就不太清楚，可留待讀者自行判斷。

就提升出生率問題，筆者於本年曾撰寫了兩篇文章(生育的數字密碼、澳門人口會成為議題嗎)，介紹澳門現況與國外最新的政策，這裡引用<澳門人口會成為議題嗎>原文的結論，說明金錢實非年青父母首要考量是否生育的主因：

“年青父母考量的不只是生育津貼，更包括子女成長、生活質素與發展空間，除此以外，父母也會慎重考量養育子女後的生活品質能否維持。相較於過往的世代，要生活而不是單純的生存是最大的轉變，這是所有發達國家或地區必然出現的現象，父母追求的不只是讓子女活著，更是活得有生活品味，與此同時也希望下一代可以有比自己更好的生活質素。若低出生率的應對政策沒有覺察到這種差異，恐怕再多的支援也難以收到成效。”

組織家庭自然是提升出生率第一道關卡(當然，也有不結婚生育或領養小孩的個案，但這畢竟只是少數)，而家庭教養考量則是第二道。過往兩篇論從宏觀政策出發主要是回應第一道關卡；本文則論及家庭教養的重要性，也許能為政策制定者帶來一些思考點。

曾受邀至中國講學數年，著名教育社會學家Paul Wills在其經典作品(註1)探討關於勞工階級子女在教育上失敗的原因。經過在學校進行深入訪談，Wills發現校中被定義為乖乖派[ear’oles]和調皮搗蛋派[the lads]有著明顯的行為差異，而這種差異來源是階級的思想與價值觀：前者懂得遊戲規則也懂得利用遊戲規則，甘於放棄部份自主性以求取得學習成果。當發現自身權利嚴重受損時，並非透過個人，而是利用制度提出訴求，這正是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相反，多為勞工階層學生的調皮搗蛋派，較常採用社會或學校最難以接受方式，來表現自身的自主權益，例如醉酒鬧事、搗亂課堂、奇裝異服等，這些背後行為理念除了認為乖乖派的順從是懦弱表現，更帶著反權威信念。然而，他們採用的表達方式不但是無效，甚至是反效果，這正是兩者的差別所在。

從經濟發展角度，傳統定義下的勞工階級在澳門並不多，而佔大多數人口比例的應為外地勞工。他/她們的子女佔學校生源的比例究竟有多少？現時沒有官方數據能說明此點；而佔生源大多數的新生代學生，其家長社經位大多在中產或以上，這可從教育水平(大學或以上)與薪資角度中得到佐證(澳門收入中位數、最低維生指數，及薪酬人口比例)。因此，澳門大部份家庭，所面對的是另一項教養議題。

近年享負盛名的教育社會學者Annette Patricia Lareau，長期關注家庭教養與教育公平性的關係。其成名作Unequal Childhoods更被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選為年度最佳作品。該書透過數十年的追蹤研究，探討不同階級子女的成長經歷與其成就，由學童時期、大學，到投身社會任職。她的理論模式繼承了社會學大師P. Bourdieu的理論，聚焦在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指出不同階級父母其所享有的文化資本不同，也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主因之一。

在她的研究個案中，低收入戶案例往往是性格內儉、不懂求助、父母也無法提供學技上的協助，而個人對於自身未能成功，常歸因於自己不能適應環境，也因為對行政體程不熟悉，常無法找到有效協助自身資源(例如社會福利)。儘管，他們的成長過程大多艱苦，也受限於許多無形的社會不公，但他們大多認為是自己命運不濟所造成。相反，中產階級個案在成長過程中也可能出現適應問題，但卻選擇更有效的方式面對(取得學校或社會資源以求助)，這也恰好回應了上文提到的發現。

然而，Lareau並沒有就在停止，而是進一步探討：為什麽有些低收戶個案最後能取得成功？她的研究發現了有幾項共通點。首先，這些低收戶個案往往得到文化嚮導(Cultural guides)的協助，這包括在學習過程中、中學選擇大學時，以及就讀大學期間，這些文化嚮導往往是中產階級，可能是鄰居、老師或同學。他們的作用能幫助個案提升視野，了解到社會「遊戲規則」的運作模式，以及這正是制度的核心。

另一個因素則是家庭，家庭教養方式不同也是這些個案能成功的原因。他/她們往往更關心子女學習、成長，會抽出更多時間陪同子女，儘管自身能享有的自主時間有限，而這種心態與中產階級家十分近似。中產階級家長往往會介入子女生活，並堅信這是他們的責任，對子女負責任的行為。這種介入並不是明顯的干預、干涉，而是在適當時間給予子女資訊與協助—讓子女明白到社會制度背後的「遊戲規則」，他們大多採用更有效的教養方式而非強迫，讓子女潛移默化接受這種信念、價值與行為。例如：以講道理替代打罵，鼓勵子女獲取奬勵前需達成某些條件(等價交換原則)等。

時至今天，澳門低收戶家庭子女依舊存在，儘管比例不多，但出於社會公義原則決策者理應持續關注。社會福利制度毫無疑問能減輕這些家庭的經濟負擔，但從學界新近發現可以得知，這些都只是基本要素，真正有利於家長與其子女成長，更應該投放資源在家庭教養的協助上，並考量其關聯的制度以與議題(例如：學校對上述情況的了解)；同時，佔大部份生源比例的中產或以上階級，其面對的難題並不是家庭教養方式，而是時間；當考量到未來工作可能無法兼顧家庭教養，不少新生代家長自然會對生育選擇Say no。這不純然是經濟問題，更在於知識型世代的思維方式，在結合知識與經驗所作出其認為最理性的判斷：在沒有充足的照料與教養時間前提下，為何要作出一個對自己、伴侶及未來子女三方皆輸的選擇？

註1：Elements of a cultures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