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無罪

脫稿前，最受關注的新聞是復工與抗疫，是復工先？還是抗疫先？兩者能否並行？或許開快車與安全駕駛並不是一組矛盾觀念，只要你是位職業車手，還要是位高手，否則入彎加速，不是人人做到。

疫情持續，官方報導的數字有遞減跡象，是否代表疫情結束？鍾南山如是說：數據達峰值後並不代表疫情消散。專家尚且如此，態度謹慎，市民理應緊張，事實卻截然不同：滿街人潮、隨地口罩、飛劍亂舞，由不知不覺到後知後覺，直到無哂感覺。正當全球各地大為緊張，蓮花寶地保持一貫滋悠淡定態度，那是活在當下的自信，還是置生死於度外的豪情，讀者不妨自行判斷。

內地的數則新聞剛巧與之映襯：無戴口罩者遊街示眾，自家打麻將被痛打一頓，相信不少市民已在微訊朋友圈、網絡接收相關的資訊。大是大非日子，此類報導自然吸引眼球，也引來多份官方聲明指責此類處理方式不太理想。

事實上，此類報導在內地並不陌生，過往也是常見，只是非常時期多了人關注。有傳媒把此手法視為文革重來，作為中國人近代以來的最痛，不禁要問，文革精神，有消失過嗎？

硬核抗疫

硬核是近年內地潮語，直譯自英文Hardcore。2019年被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發表為2019年十大網絡用語，同年入選中國媒體十大流行語。根據中國教育部的資料顯示：「該詞最早是指說唱音樂的一種形式，被認為很具力量感，後引伸為有厲害、霸氣的地方。」在內地可解讀為彪悍、重口味，行文則泛指用詞辛辣，句子精煉、言簡意賅，簡單點叫接地氣。

武漢疫情爆發之初，網上已廣傳數則標語，可說是把硬核抗疫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

「串門就是互相殘殺 聚會就是自尋短見」

「帶病回鄉不孝兒郎 傳染爹娘喪盡天良」

「不說的人 都是潛伏在人民群眾中的階級敵人」

與文革相比，不難看出共通點：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琅琅上口、富極端色彩，恨(狠)為軸心，充滿鬥爭意識型態的文宣，在文革可算是隨街可見，時代産物的象徵。作為全球字型研究權威小林章曾指出，街道文字的字型、字體、用色對我們皆有影響，包括：心情、想法，以及我們對該字詞的感官判斷。這些街道的文宣，既是文化載體，亦能起潛移默化作用，投射出當地民風。

血紅配白字、字型鋒利，字句高度aggressive的文宣，在國內大街小巷，數十年始終如一，豈有不耳濡目染之理？

由行動到運動

思維決定行為。當行為養成習慣，那便成了日常。講求集體意志的社會，個人只是社群的一部份：共同的價值觀、高度排他性，統一意志。個人行動自然需要配合社會的整體行動，這才能落實社群意識，不會被視為異類。

抗疫為先，其它行埋一邊的指導思想，在非常時期自然獲得理解，甚而默許。但背後隱藏的簡單二分邏輯若被肆意擴大，那便容易陷於：「要不你就抗疫，要不你就害人」的非黑即白謬誤，此種思維方式不但充斥於民間，更見諸於社會。

文革時期著名的5.16通知，曾有過這樣一段：「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甚麽平等嗎？」

當問題被定性為生死攸關，普世價值便成了不足為道，正好成為當時的注腳。

國家有令、生死存亡之際，抗疫不再是個人做與不做的選擇題，而是有關程度的是非題。手握公權力，能決定奬與罰，若抱持二元對立的思維並缺乏法治意識，抗疫之名輕易被濫用也便可想而知：把違令者綁在樹上示眾不是為所欲為，而是合理行為；把資源偷、搶、呃、騙叫因公借用；強迫不配合政策者公然認罪並非動用私刑，而是加強執法。縱然這全屬憲法，但防疫工作是一項政治任務，站在道德高位，有何不可？莫怪乎官方會高度關注，更強調地區執法者不要以抗疫之名，打壓他人。

齒輪與螺絲釘

「黨叫幹啥就幹啥，做一個齒輪與螺絲釘。」在一個事事以意識型態為先的年代，任何個人意志，不容存在；所有違反主流意識的思想與行為，不能姑息。那是一個不容質疑、定於一尊，講求服從的時代。短短兩句話，足以概括時人的心態。

比對今昔，過去要對抗的不是病毒，而是黑五類這種社會毒瘤；要保命不是戴口罩，而是手持一本三天不讀沒法活的《毛語録》；要消毒的不是日用品，而是右傾的思想；要洗的不是雙手，而是一切牛鬼蛇神。古今作比，是否相似？相信讀者內心自有答案。

「當進入緊急狀態，國家才可以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大部份國家的憲法也會明文規定了類似的法規，其立法原意在於非常時期，保障市民。惟是，執法的方法卻完全localization：曉之以法、動之以情，還是殺一儆百。天災是否緊急狀態？想也當然。假若復工有理，是否代表緊急狀態已過？那麽，法定的自由權利，為何還需受到限制？

除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