磚頭底下更加沉重 隱於市的勞動他者

-- 訪記錄劇場《勞動的人》創作團隊

他偷渡到香港從事地盤黑工，不久被捕，鋃鐺入獄，出獄後又再偷渡，輾轉來到澳門，還是不顧日夜地拼命在工地搬抬，直至有天連彎腰的動作都無法完成，只能提著微薄工資，拖著七勞八損的身軀，回鄉籌謀轉行。買了艘單薄的漁船，本想捕魚為生，計劃卻趕不上變化，國家忽爾改變了捕魚政策，投資的漁船得無所用。現在，有妻兒需要供養的他未想到去路。

這是一個不想透露姓名的澳門移工的真實故事，貫穿在記錄劇場《勞動的人》之中。

那些為了糊口命懸一線的故事，我們以為在澳門這個富庶的城市不可能發生，即使有，也不過是十萬八千里以外第三世界國家的事，想不到透過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故事，會發現今天仍發生在可能跟我們只是一街之隔的地盤裡面。

真實記錄遇見藝術想像

“在海量的訪問稿中找合適的東西構成文本，呈現為舞臺段落，然後用戲劇形式去演繹，當中真實亦富有想像。” 編導莫倩婷(Jenny)如是說。

　《勞動的人》是以澳門建築移工為研究題材的記錄劇場，用兩年時間做了大量訪問，除了劇名所指那一群無名主角 --「勞動的人」，採訪對象還有行業裡面不同的持分者 -- 建築公司老闆、高層主管、判頭，甚或跟他們表面上毫不相干的普通市民。資料搜集工作無疑是漫長且工作量驚人的過程，採集初始化的資料，包括五十小時的錄音，然後轉換成十萬字的逐字稿，嘗試透過碎片式的拼湊，組構一幅關於外來建築工人在澳門的拼圖。

劇作有五位演員，分別是何芷遊(芷遊)、何錦輝(阿輝)、袁一豪(Baby)、關若斐(阿四)、塵雅正， “演員組合是有趣的，”「埋班」之前，Jenny跟每位演員做了深度面談，“移民工是一個較為冷門的針對性題材，我提出來必然覺得裡面有些不公平，我想確定演員同樣有所關心，”記錄劇場跟傳統劇場迥異的地方，是演員不只專注演出的部分，更需要大量參與創作過程，所以同質性之餘，她亦想從演員的異質性構建多元視覺。Jenny自身是新移民的後代，而演員當中，好大部分曾因讀書或工作成為異郷人，亦有近親曾從事建築行業的，各自的生活背景或多或少能跟這群建築移工產生共性。但即使高舉同樣的旗幟，各自亦可能有各自的內在解讀，能閃現火光，卻有灼傷的危險。“我帶著我的看法，他們也有他們的，一路走來，幸好沒有人說過要離開。” 所以，《勞動的人》是一個編導與演員集體創作的成果，每個人的想法也摻雜其中，觀眾可能看到裡面既有矛盾，亦有衝突，但是這種矛盾體的生成才是記錄劇場最現實的社會映照。

既遠且近﹕他者印象

“數量龐大，卻面目模糊，外面的人對他們彷彿都只有片面且零碎的印象。”受訪的幾位創作人不約而同地承認，自己跟移工是處於物理上靠近，但心理上遙遠的狀態。

“我第一個浮現腦海的影像，是放工迫巴士，汗水，黝黑的皮膚，粗獷的感覺。”

“我自己開電單車，連在巴士上碰見也不需要，他們對我來說是隱形的。”

“路過地盤也不會停下來留意，反而嫌沙塵大走快幾步。”

“完全不熟悉，從今次訪問裡面，才發現他們原來正遭受這樣的遭遇。”

演員們說起對移工這個群體的第一印象，答案並不稀奇，反正就是澳門市民普遍存在的印象，一種對城市「他者」的陌生感。

城市的他者經常被視作不存在，卻又無處不在，移民工、流浪漢、身心障礙人士、少數族裔、第三性別人士等比比皆是，問及何以選擇建築移工作為創作題材，Jenny以家傭為例作比較。家傭是近年經常被討論和關注的對象，很多研究和藝術作品應運而生，這無疑跟她們的工作與人比較緊密有關，不論自己或是親朋家裡，總少不免有一家半戶招聘家傭，然後群體主要是女性，較男性擅於表達，同時來自喜歡熱鬧群聚的東南亞國家，所以周末很常在公共空間看見他們聚集開派對。因為與人有所接觸，這些群體雖亦為外來者，但形象更加立體真實，亦比較有色彩。相對而言，建築移工的群體如此龐大，卻又相對如此封閉。這個男性主導的群體，不習慣多言， “他們作為男性，我感覺他們不太願意訴說自己的事，尤其是感受的部分，而且普遍自信心低落，覺得自己讀書少，還是不要說太多話，這是我自己在走訪過程的觀察。”所以Jenny說訪問並不容易開展，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耐性尋找願意透露更多的人。她主要徘徊三角花園、司打口一帶的休憩區，而因為移工很少參與群聚活動，所以十分流動，即使她每日出現在同一地方，亦很難見到相同的臉孔。

澳門旅遊產業鼎盛，每日旅客來去穿梭，本來就是習慣與陌生人共處的城市，但習慣不等同接納。有外來者的地方就容易產生非我族類的群分，即使社會如何高舉自由平等的理想價值，亦透過法律試圖摒棄偏見和歧視，但實際生活裡，仍很難避免因不同言語文化和利益立場帶來的衝突。處於社會主流文化的人在看待排除在邊緣的他者時，多少帶有成見或武斷的想法，亦因為對他們的不認識，而生出「我們」與「他們」的分別。建築移工作為隱形的他者，在強壯的身體背後，似乎都有未敢宣諸於口的脆弱。就在訊息不流通，而兩者都對彼此存有差異想像的情況下，我者與他者似乎永遠無法彼此消融。

存在的不存在﹕他者與社會

“日復一日為城市建設，然後城市裡面所有東西也從不屬於自己。” 阿四這樣描繪建築移工的生活形態。

澳門發展急需大興土木，帶來建築業人資短缺的客觀問題，於是零三年開始大量輸入外地勞工。“我會關注他們的權益，工資是否合理? 有什麼保障? ”芷遊作為一個曾經出外讀書多年，亦同時在外兼職打工的人，她表示明白外地勞工那種就業上沒有資訊，又不熟悉當地法律條例的不安全感，於是較能從權益面向代入。

“我工作上遇到的，跟這個議題發生的狀況挺相似。”阿峰現時為全職演員，同時也需兼顧舞臺搭建和技術工程，這個範疇亦有外來工人，令他感受深刻的是，做著類同的工作，自己作為本地人，卻取得更高的工資，亦有些職位只有本地人可以擔任。“我感覺到一個挺殘酷的分野，因為地域不同，身份不同，待遇也就絕對不同。”保障本地人優先就業是不容置疑的政策，阿峰並沒有挑戰的意圖，只是與外地工人共事和接觸頻繁，基於情感導向，他也偶然從外地工人的待遇反問自己何以應得更多。

“五、六百元一日，對很多人來說建築移工拿著一份不算太差的工資，但生活在一個地方，工作並不是全部。”Jenny將權益的概念從一個勞動者延伸至一個人的需要。 “他們在社會上被怎樣看待? 可能連搭巴士也被嫌棄增加社會負擔，居住上十幾人擠於一室，連作為一個人可以享有的物理空間也沒有。”在她眼內，移工連休閒娛樂都是種奢侈。“ 我們需要這些勞動力，但生活上不想見到他們，這是我的感覺。”

一個城市的公共空間和資源有限，尤其澳門不過是彈丸之地，外來移工推動社會發展功不可沒，但外來者過多，令澳門交通、房屋及醫療等資源被分薄，甚至超出負荷，卻又是不爭的事實。社會治理層面上，具有龐大的聲音要求正視外僱對澳門承載力所構成的壓力，以及對居民生活的影響，而在於受訪者看來，這批長年在底層的移民工人為保飯碗只能默不出聲，接受社會的壓制。過去的對話很多只發生在勞資官三方，移工作為被討論的關鍵對象，在三者的關係中往往處於權力結構的弱勢，話語權上從未能爭得一席。

城市的勞動機器﹕物化他者

“最觸動的是，社會從什麼時候開始，看待一些人，並不作為人去看待，而只是一堆堆勞動力。”

創作人們認為，建築移工被認可的只有經濟功能，卻從來沒有社會權，而且往往被“工資一點不便宜”的辯解來合理化，這直接構成社會如何看待價值，尤其是人的價值。他們提出的狀況無疑對應了西方哲學家盧卡奇 (György Lukács) 指涉的「物化」現象，就是商品交易的思考模式一旦入侵到人際關係當中，就變成視利益為單一的衡量標準，然後換算成金錢或數字去量化價值，並套用來評估他人。

物化尤其容易實踐在提供勞動力的他者身上，一個社會，如果將勞動他者視作無主體經驗，且攫取利益的工具來看待，正反映了功利以及效益至上的風氣。 “人要進步，要有效率，就會變得冷漠。”阿峰引用了劇作當中這句去描述他眼見的社會，他續說，“在濃烈的商業社會氣氛底下，人性化的想法和態度正在逐點消退。”

在盧卡奇所指的物化社會底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建立在利益權衡的基礎上而變得複雜且疏離，人類的存在狀態亦被扭曲。“價值的扭曲是互相影響的，摒除環境因素和現實條件，成為移民工以及他們的一些行為，的確是個人選擇，一些大多數人會覺得超越底線，無論如何也不可以做的選擇。”Baby嘗試將討論從社會聚焦到人性的本身。“我們想直視民工內心的扭曲，同時置身事外的人又如何以他們的視覺看待這些，中間見到很大的落差和對比。” 對他者的物化有高度的延伸性，可以將物化蔓延到周遭的一切，甚至達到自我物化，即是將自己亦看作攫取利益的工具，且以數字來對自我加以鑑定和要求，包括地位、薪金、財產、工作能力等。移工作為他者在社會上成為被物化的客體，同時間，或許在個人認知上亦是物化自我的主體。

冠以理性之名﹕旁觀他者

“社會需要一班人在最底層，等同於國家永遠需要窮人，地球永遠都有第三世界國家，這是正常不過的。不單是澳門，世界的運作都是如此。”其中一個受訪市民平淡地說了這樣的一番話。

實事求是，如果深究根本原因，關於移工的矛盾和問題，也可以說是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跨境移動帶來的局面，而澳門只是大趨勢下的冰山一角。問到創作人們聽到上面受訪的一段話有何感受﹕“荒謬，事實又的確如此。”不約而同覺得字字合理，亦道破了一個最真實的現狀，一個很多人知道的確如此，卻又不敢宣諸於口的現狀。“世界永遠有比你低階層的人，你永遠會壓榨到一些人。或者日常至我們每日用的手機，穿的大型連鎖品牌時裝，都是在間接參與對他人勞動的壓榨和剝削。”劇作訪問到一位當年因為反對輸入外勞而走上街頭激烈抗議的建築工人，現在他成為了判頭，在經濟考慮底下亦只好聘請外地工人。

說移工不被澳門社會「關心」，也非完全恰當。在網上查找資料，會發現排山倒海的新聞、研究報告或是條例，涉及管治政策、法律法規、勞動力結構、社會承載力、治安犯罪等多個關注點，移工議題炙手可熱，惟大多將移工問題整全地看作社會現象來分析，有理論有數據，加上些權威人士的立論，理性傾向，至於移工的人性化特寫或是側面，就寥寥可數了。

無容置疑的是，情感中立的思考模式有其重要作用，數據化的統計研究亦方便進行統一的量化和比較，但若然將客觀外在的分析角度視為唯一有效的認知，就很容易滋生出一種疏離、冷靜的去情感化態度，將他人「化為物」來加諸研究，這亦是德國社會學家霍耐特（Axel Honneth）所指的「旁觀者觀點」。當移工問題不觸及自己的痛處，且提升到普遍社會現象、世界視野如此恢弘的高度，一切於是變得遙不可及，似乎都可以用「理所當然」和「力有不及」為說辭。霍耐特立基於盧卡奇的物化理論，提出了更有力的批判，在他的概念底下，被普遍推崇的「旁觀者觀點」激化了物化進程，因此忽略他者生而為人的原初存有處境。

　　理性與感性地去經驗他者都具有其意義。霍耐特強調與他者的互動需要透過共感且參與，才能構成「參與者觀點」，設身處地體會他者的情感，思考他者的想法，參與他者的世界。

“不去理會，自己過得好好就夠，任何問題大家都想置身事外。”演員說看到社會上的漠不關心，然而他所指的，嚴格來說不是全然的忽視，而是在理性的眾聲喧嘩之中，感性經驗的缺席，這正是物化處境底下的一個徵狀。

創作人們各自提出了自己關注的面向，有關社會漠視、制度不公、勞動價值、人性扭曲等。是的，即使議題相同，目標相近，仍然可以走截然不同的進路，這是多元的可貴。

訪問過程中，記者聽到問題一個又一個被提出，有些甚至是重覆的。忍不住問及，那你們的答案呢? 似乎沒有人能即時回答。“如果我說我完成創作之後，就清楚了整件事，也很了解移工，那我是一個虛偽的人，也不是這套劇的本質。”Jenny如是說。移工的面目，似乎沒有透過創作在他們眼中由模糊變得明晰。

明瞭既然不是劇的本質，那想從劇作得到什麼?

“不想表演劇場只是一個關於風花雪月和美感的東西。”

“這個戲不會改變任何生存狀態。”

“除了覺得理所當然，會不會可以有其他? ”

“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不遠的將來也不見得有新局面。”

“不是要全世界也覺得有負於這個族群，我覺得這樣太濫情。”

“我不希望問題離我很遠，自己生活很ok，就停止思考。”

他們只說了不能得到和不想得到什麼。

“有些問題，就只有永遠再拋出一些問題。” 阿四為劇作、為訪問、也為關於移工的討論做了個總結。

社會的複雜性從來都背負著很多無法解決的無奈，或者可以排除用觀點誰對誰錯的立論方式思考，而純粹讓不同角色的聲音，尤其是虛弱的聲音被聽見，這也是一種對待不同的寬容。